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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寶重光—15件南北朝隋唐敦煌寫經閃耀榮寶|18秋

法寶重光—15件南北朝隋唐敦煌寫經閃耀榮寶|18秋法寶重光—15件南北朝隋唐敦煌寫經閃耀榮寶|18秋

一念蓮花開敦煌寫經及佛教藝術專場

拍賣時間:2018年12月3日19:30?A廳

法寶重光—15件南北朝隋唐敦煌寫經閃耀榮寶|18秋

 

清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五月二十六日。云游寄居在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圓箓,在清理洞窟(莫高窟16號洞窟)的積沙時,沙出壁裂,發現一個隱藏的附室。開啟的時候,這個小洞窟內密密匝匝地堆滿了成捆的經卷、文書、文物,從地面壘到屋頂,見者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這就是后來舉世聞名的敦煌藏經洞,也就是現在編號為莫高窟第17號窟。

法寶重光—15件南北朝隋唐敦煌寫經閃耀榮寶|18秋

 

謝稚柳《敦煌石室記》中則是這樣描述的:“王道士夜半與楊某擊破壁,則內有一門,高不足容一人,泥塊封塞。更發泥塊,則為一小洞,約丈余大,有白布包等無數,充塞其中,裝置極整齊,每一白布包裹經十卷。復有佛幀繡像等則平鋪于白布包下。” 雖然說王道士發現藏經洞只是一個偶然的事件,但無論什么人發現藏經洞都是一種重大的貢獻——塵封多年的大量藏經洞文獻終見天日,不僅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四大發現”之一,也是“世界典籍空前之大發見也”。(梁啟超《說史料》,《中國歷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3頁。)

從藏經洞中出土的文獻約在五萬件以上,其中百分之九十左右是佛教典籍,還有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其它宗教的典籍,以及官府文書、四部書、社會經濟文書、文學作品等大量世俗文書。文獻中除大量漢文寫本經卷外,也有藏文、西夏文、于闐文、梵文、回鶻文、粟特文、突厥文、龜茲文、婆羅謎文、希伯來文等多種古文字寫本。除了文獻之外,還有若干銅佛、法器、幡、幢、絹紙畫、壁畫粉本等物。

法寶重光—15件南北朝隋唐敦煌寫經閃耀榮寶|18秋

斯坦因所獲的部分藏經洞文獻

藏經洞文物的發現意義重大,與殷墟甲骨、明清內閣檔案大庫、居延漢簡一起被稱為20世紀中國古文獻的四大發現。藏經洞文獻連同敦煌石窟藝術的實物遺存,為我國和絲綢之路沿線的中古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資料,為學者們提供了全新的視角,被稱為打開世界中世紀歷史的鑰匙。

敦煌藏經洞于宋、西夏之際(公元十一世紀初)被妥善地封閉掩藏起來,隨后沉寂了近千年之久才重現于世。由于缺乏明確的記載,我們還無法確知藏經洞封閉的原因。有學者提出了僧團為躲避戰爭侵擾而封存法物的“避難說”;也有學者提出了“廢棄說”,認為藏經洞文獻是敦煌寺院歷代保存的陳舊法物,由于佛教對“法寶”尊崇備至,其封閉保藏是基于佛教傳統的處理方式,不具特殊歷史意義;還有學者指出,宋代前后,隨著佛經樣式的演進,折葉式的刊本經卷逐步替代了古老的卷軸式經卷,因此就把以前使用起來不方便的卷軸經典等進行集中處理,予以封存。敦煌藏經洞為我們留下了豐碩的歷史寶藏,也留下了眾多難解的謎題。

法寶重光—15件南北朝隋唐敦煌寫經閃耀榮寶|18秋

葉昌熾在《緣督廬日記》中記載了于1903年時收到藏經洞經卷之事

藏經洞發現后,消息不脛而走。王道士先后取部分寫本、佛畫等分贈給敦煌縣令汪宗翰、肅州兵備道官員廷棟,甘肅學政高級官員葉昌熾很快也得到了下級進貢的經卷。藏經洞文書開始了最初在國內流散的過程。然而,此時的清王朝已處于日薄西山、頹勢難挽的末期,光緒三十年(1904)三月竟以運費無從籌措之由,未能將藏經洞文獻及時歸檔保存,只是草率的任由王道士原地保管,不再過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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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聯軍侵入北京·1900年

1900年,正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時期,清廷腐敗、國家無度。六月,美、英、法、德、俄、奧、意、日八國聯軍攻占大沽炮臺,八月攻入北京,火燒圓明園。京城陷落,皇室出逃,大批國寶、文物被肆意破壞、掠奪。敦煌藏經洞發現的時間幾乎與此相同,敦煌遺書連同中國大地的眾多珍寶,正是在這混亂時期頻繁遭到列強探險家的巧取和掠奪。

1905年10月,俄人奧勃魯切夫從內蒙古黑城遺址挖掘之后,趕至莫高窟,以五十根硬脂蠟燭為誘餌,換得藏經洞寫本兩大捆。其中既有幾個朝代的中文手稿,也有蒙文、藏文、梵文、突厥文、回鶻文、婆羅謎文手稿。這是藏經洞文書流失于外國人的開始。

法寶重光—15件南北朝隋唐敦煌寫經閃耀榮寶|18秋

 

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則巧名布施,以白銀一百八十兩哄騙王圓箓,獲取經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畫、織繡品等五箱。斯坦因劫掠的大量敦煌文物曾暫存在安西縣政府達數月之久,竟無人過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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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車隊在安西縣(今瓜州)的“道德樓”前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來到莫高窟,用銀五百兩,再次從王圓箓手中獲取經卷約六百件。斯坦因兩次獲取藏經洞文物共計萬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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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圖書館“斯坦因密室”中的敦煌經卷

1908年,緊接著法國人伯希和以白銀五百兩,獲取寫本、印本、文書、絹畫等六千卷,并首次系統拍攝莫高窟照片數百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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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在藏經洞內遴選文物

由于伯希和通曉漢文,他獲取了藏經洞中學術價值最高的經卷寫本和絹本、紙本繪畫,目前保存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和吉美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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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吉美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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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吉美博物館敦煌館

大谷光瑞(1876-1948),日本明治時代至昭和時代僧侶、宗教家、探險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日本佛教凈土真宗本愿寺派(西本愿寺)第22世法主,正四位·伯爵,法號鏡如。1900年被派往歐洲考察宗教,見到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中亞探險的成果,決定利用回途往中亞探險,成立大谷光瑞探險隊,從而揭開了日本考察中國西北的序幕。

法寶重光—15件南北朝隋唐敦煌寫經閃耀榮寶|18秋

大谷光瑞

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在1902至1913年間三次向中亞、西域派遣探險隊,取得豐碩的考古成果,訪遍敦煌、吐魯番、樓蘭、西藏等地區,傾注全力從事收集敦煌西域文物的整理研究以及相關著述、講演、教育、印刷等事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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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川小一郎與敦煌縣令合影

1912年,日本大谷探險隊吉川小一郎用白銀三百五十兩,獲取寫經四百余卷,帶走莫高窟塑像兩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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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登堡考察團

1914年,俄國奧登堡考察團在莫高窟停駐五個多月,測繪大部分洞窟的平剖面圖,臨摹繪畫數百張,拍攝照片約三千張,還剝走了一些壁畫,拿走多身彩塑,帶走莫高窟南北區清理發掘出的各類文物一萬余件,加上在敦煌當地收購大批文物和各類繪畫、經卷文書二百余件,裝滿了幾大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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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圣彼得堡博物館收藏的敦煌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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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藏敦煌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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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納所搬328窟唐代彩塑

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至莫高窟,在藏經洞文書已被瓜分殆盡的情況下,用化學膠水剝取壁畫二十余幅,以白銀七十兩,獲取盛唐彩塑一尊。1925年,華爾納又一次組織考察隊至敦煌,因敦煌民眾的反對和官方阻止,大規模盜剝壁畫的陰謀才告破滅。

需要注意的是,1910年,當中國學者通過法國人伯希和得知了藏經洞流失的情況后,在羅振玉等人的奔走呼吁下,清政府派專員回收剩余的敦煌文書回京。然而,又因為押運官員的貪欲和疏忽,大量經卷又在運送途中散失、破壞。目前,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敦煌遺書有約1.6萬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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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圖書館

敦煌藏經洞文物現流散在14個國家和地區。 承載著中華文明之光的藏經洞文物已星散五洲,但留給莫高窟的創口卻永遠無法愈合!

法寶重光—15件南北朝隋唐敦煌寫經閃耀榮寶|18秋

 

本次榮寶拍賣誠有法緣,征得十五件散落民間的敦煌寫經,涵蓋了公元6世紀上半頁南北朝到9世紀唐代的寫經寶卷,不僅有距今1500余年的孤本寶卷,也有唐代古藏文,西夏文的寫本。虔誠的唐人把信仰寄托于筆墨,這些法寶莊重虔誠地散發著對佛法真諦的追求。這種信仰追求的功德,給這些寶卷賦予了保存千年的法力。望藏家珍此佛緣,迎請法寶。傳承千年的時光,姻緣際會到此的唐代寫經也被寓意著是中國古代藝術品市場中僅存的價值洼地。

敦煌寫經的藝術價值極高,部分寫經書法體現了唐代書法的最高水平,初唐人寫《妙法蓮華經》被書法界稱為“筆法骨肉得中,意態飛動,足以抗顏、歐、褚,實推上品。”北宋徽宗時,御府能收藏唐經生手寫卷子,已表明對其書法水平的稱許。

本次征集的十五件唐代寫經書法大多是字字珠璣、篇篇玉璋的精心之作。細觀每一個字,都在四方塊中極富變化,特別是突出橫劃、捺劃等主筆,在字形中間部位的橫劃,多破鋒直入,類同尖刀,收筆時稍事停頓,即作回鋒,給人以迅疾、暢快之感。有的寫經卷子書寫雄強勇猛、大刀闊斧;有的書寫嫻熟娟秀,溫文爾雅。有的方峻硬朗,有的溫潤妍美,豐富多樣,異彩紛呈。其功力法度超然,審美情趣逸達,都令人仰望贊嘆。

拍 場 精 賞

法寶重光—15件南北朝隋唐敦煌寫經閃耀榮寶|18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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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紀?唐代寫本?敦煌寫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十三》?大谷探險隊將來經

初分教誡教授品第七十三?三藏法師玄奘譯

水墨紙本?立軸

48×25.8 cm.

RMB: 150,000 -200,000

提 要:本件寫經長48cm,寬25.8,有烏絲欄,紙張有簾紋,日本卷軸裝裱, 從書法來看是一件難能可貴的吐蕃寫經中的精品之作,通卷字體規整流暢,心正筆正,抄寫虔誠。此卷和國家圖書館所收藏的來自大谷光瑞的寫經和本公司18春敦煌寫經場從書法跟紙張如出一轍。

大谷光瑞(1867—1948,京都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宗主,第二十一代宗主大谷光尊的長子)于1902 年到1914 年間,先后三次派遣“中亞探險隊”,深入我國新疆、敦煌一帶“探險”尋寶。

1900 年大谷光瑞被派往歐洲考察宗教,見到斯文赫定等人中亞探險的成果,決定利用回國途中前往中亞探險。第一次探險(1902—1904)由大谷光瑞率領,自倫敦出發,經撒馬爾罕,進入喀什噶爾。光瑞父親去世臨時趕回日本,另外兩名隊員渡邊哲信和堀賢雄則前往和田、吐魯番等地,經西安回日本。第二次探險(1908— 1909)由橘瑞超和野村榮三郎前往,主要在吐魯番、樓蘭、庫車等地。第三次探險(1910—1912、1911—1914)先由橘瑞超從倫敦前往吐魯番、樓蘭、和田等地,后派吉川小一郎前往,與橘瑞超在敦煌會合, 分別從王道士及其他人手里買到一批敦煌寫本并相關文物。

敦煌寫經卷集中四次大的流散分別是英國的斯坦因,法國伯希和,俄羅斯奧登堡跟日本的大谷光瑞, 歐洲的三批分藏于各國博物館,大谷光瑞的收藏的敦煌寫經長卷基本都經過二樂裝的裝裱,后來較為集中的收藏于旅順博物館后轉存國家圖書館,韓國國立博物館,日本京都龍谷大學,流散于世的非常少,據專家統計只有大概四五件左右,羅振玉曾得到一卷大谷藏經,有做長撥,后入藏國圖。此件寫經記錄著敦煌寫經卷最后一次的大規模流散,是敦煌寶藏流散的重要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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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紀 南北朝寫本 敦煌寫經 《佛說佛名經卷第三》

水墨紙本?手卷

23×78 cm.

RMB: 300,000 -450,000

提 要:此卷書于染潢紙上,通體經過砑磨,紙張光潔,墨色如新。共2紙經卷高度23.5CM 墨欄高度18.5CM,一紙52CM 第二紙24.3CM。卷首背面用淡墨題作“佛名經第十三”,墨色微有青色,當系淡松煙所書。敦煌寫經中的南北朝寫本相對較少,保存較好且流通于世者十分難得,而公元6世紀早期的《佛名經》寫本更屬鳳毛麟角。此卷楷法整飭,未脫隸意,稍有逸少韻味,行筆柔美雋永,節奏平穩,莊嚴端麗。禮懺佛名經的習慣,自南北朝以來流行于佛教界。《佛名經》將大乘經典中的諸佛名字編輯在一起,進行一誦一禮拜。由于它沒有繁雜的理論思想, 亦可以隨時禮拜懺悔,因此深受僧俗信眾所歡迎。虔誠的佛教徒認為,抄寫《佛名經》即拜萬佛懺,可使罪業盡消,令福報驟增,隨心滿愿。此卷絕非民間佛教徒抄寫的粗疏潦草之物,書法干凈利落,骨肉得中,洵可寶愛。

備 注:本拍品符合國家文物局制定一級文物定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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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紀前期 南北朝寫本?敦煌寫經《仁王般若經疏卷》

水墨紙本?手卷

123.8×27.5 cm.

RMB: 300,000 -450,000

提 要:共3紙,經卷高度27.3CM,墨欄高度24.6CM,第一紙41.5CM ,第二紙41.5CM,第三紙40.2CM,六十五行,自“濡脆欲現”至“處名之為”,內有品名作“觀空品第二”,首尾脫,有校改多處,誤抄處用朱色涂抹。內容為對后秦鳩摩羅什譯《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所作的疏釋。

著錄:《敦煌學輯刊》P82,1998年第2期(總第34期)。

備 注:1.此件附帶木盒。附方廣錩老師親筆鑒定信一份,兩頁。

2.本拍品符合國家文物局制定一級文物定級標準。

經查此卷經疏早于隋代吉藏撰寫的《仁王般若經疏卷》本,其中吉藏本就正宗文中品,對六義又分為四品,“雖有六義約為四。第一前之三品明能護波若亦名內護。第二護國一品明所護之國亦名外護。第三散華一品示物供物儀令人供養。第四受持一品明弘經人德行相貌。”而本卷對于中正說的六品經文,分為二分,前之三品明內護,下之三品明外護,這件是目前發現的早期仁王般若波羅蜜經疏的孤本,對于研究仁王仁王般若波羅蜜經以及早期佛教經疏的演變與流傳具有極高的版本及文獻價值。距今一千五百余年,紙薄而堅韌,字體古拙,是匡世彌珍,內有方廣锠教授2002年手寫鑒定證明一份。方廣锠教授《中國散藏敦煌遺書目錄(一)》一文對此卷有記載,此文曾發表于1998年第2期《敦煌學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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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世紀 南北朝寫本?敦煌寫經 《大智度論卷七十六》

水墨紙本?手卷

102.5×25.8 cm.

無底價

提 要: 共2紙,經卷高度25.7CM,墨欄高度19.4CM 寬1.8CM,第一紙51.5CM 第二紙51.6CM。此經高25.8cm X 102.5cm存兩紙,第一紙27行,每行17字,第二紙27行每行17字,開頭“般若波羅蜜是菩薩”, 結尾“須菩提以是利益故”。原紙經染黃,有烏絲欄,原紙,紙張細膩輕薄,可見細密連紋,從紙張和書法來看是一件極其難得的千年墨寶,書法隸意濃厚,具有濃厚的六朝時期書法風格。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余。筆酣墨飽,莊嚴敦厚,書寫規整秀麗,保存品相完好,歷時一千五百余年而猶新,彌足珍貴,可堪藏界重寶。 諶延年,天津人,天津著名教授、學者,收藏敦煌寫經卷并研究敦煌學多年,此件為諶延年先生舊藏。故宮新字154423號唐代寫本《妙法蓮華經》。 諶延年舊藏。鈐印:諶延年得敦煌石室秘寶。

備 注:本拍品符合國家文物局制定一級文物定級標準。

《大智度論》簡稱《智論》、《大論》,亦稱《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釋論》、《大慧度經集要》,古印度佛教大德龍樹菩薩(約三世紀)撰,是大乘佛教中觀派重要論著。《大智度論》,是由龍樹菩薩所造,姚秦弘始四年,鳩摩羅什于長安逍遙園中西明閣上創譯,至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乃訖。《大智度論》堪稱龍樹菩薩晚年名著,為解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之巨著。鳩摩羅什譯本共一百卷,最初三十四卷是“大品般若初品”之注釋,其后各卷則是節譯,如果全部譯出,或將超過千卷之數。《大智度論》全書所引經典極多,為理解大乘佛教之重要論書,對佛教學說、思想、用例、傳說、歷史、地理、實踐規制、僧伽等解說甚為詳細,所引經典、論書包含原始佛教圣典、部派佛教諸論及初期大乘之“法華”“華嚴”等諸經典,堪稱“佛教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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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紀 唐代早期 敦煌寫經?金光明經銀主陀羅尼品第十一

水墨紙本?手卷

85×23 cm.

無底價

提 要:

1.共2紙,經卷高度22.7CM,墨欄高度19.6CM,寬1.6CM,第一紙47CM,第一紙28行,每行17字。第二紙25.7CM,第二紙15行,每行17字。此經長 85cm,高23cm,民國卷軸裝裱,紙經染潢,淡畫烏絲欄格,紙張光滑細膩,本卷共兩紙,卷首品名完整“金光明經銀主陀羅尼品第十一” 裝裱卷首寫有馮汝玠題款,本卷品相完好,楷書遒美,筆勢雄健灑脫,運筆胸有成竹,落筆收放自如,技法嫻熟,水平高超,精到典雅,妙在手心,實屬初唐書法之上等,難得佳品。

2.馮汝玠(民國),字志青,室名環璽齋,浙江桐鄉人。辛亥革命年前任職清廷海軍部,入民國,任江蘇縣知事、浙江紹興、嘉興公賣局局長。后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金石學、甲骨文、文字學及目錄學。著有《文字總樞》、《文字形義總元》、《說文舉例》等。

備 注:

1.馮汝玠舊藏。

2.本拍品符合國家文物局制定一級文物定級標準。

《金光明經》,又名《金光明最勝王經》,出自乾隆大藏經大乘五大部外重譯經第0122部,由唐三藏法師義凈翻譯,與《妙法蓮華經》、《護國仁王經》同為鎮護國家之三部經。《金光明最勝王經》在開闡如來秘密心髓、懺悔業障、積聚福德資糧以及弘揚佛法、護國利民等方面具有無比殊勝的功德!念誦此經,國家及持誦人可得四大天王保護 ,使一切世間有情安穩康樂。西域諸國對四天王之崇拜,以及中國金光明懺法之流行,均因信仰本經所致。本經譯本有五種:(一)《金光明經》,四卷,北涼曇無讖譯。(二)《金光明帝王經》,七卷(或六卷),陳?真諦譯。(三)《金光明更廣大辯才陀羅尼經》,五卷,北周耶舍崛多(一說阇那崛多)譯。(四)《合部金光明經》,八卷,隋代寶貴等糅編。(五)《金光明最勝王經》(略稱《最勝王經》),十卷,唐義凈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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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世紀 唐代寫本 敦煌寫經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水墨紙本?手卷

96×24 cm.

無底價

提 要:共3紙 經卷高度24.4CM 墨欄高度19.8CM 寬1.9CM。第一紙12.5CM,存7行。第二紙42.3CM,存23行。第三紙40.5CM,存22行。此長96cm,高24cm ,共計五十二行,開頭始“寧上我頭上”結尾“佛金在七寶菩”。每行17字,打紙染潢,砑光,上蠟,原紙,紙張精良,有烏絲欄,首尾均脫,此卷書法筆精墨妙,似由隋楷到唐楷過渡之體態,筆畫挺拔端莊,線條洗練果斷,抄寫工整流暢。此卷特別之處在于有別與三部妙法蓮華經譯本關于妙法蓮華經妙莊嚴王本事品位列第二十七,本卷位列第二十六,分品有別與其他卷本。

備 注:本拍品符合國家文物局制定一級文物定級標準。

《法華經》為大乘佛教初期經典之一。《法華經》成立年代約紀元前后,最晚不遲于公元1世紀,有七卷,八卷本之分,后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是中國佛教史上有著深遠影響的一部大乘經典,由于此經譯文流暢、文字優美、譬喻生動,教義圓滿,讀誦此經是中國佛教徒最為普遍的修持方法。分為二門,三分,二十八品,前十四品為跡門,后十四品為本門。,第一序品為序分;第二品至第十七品中的“一切具善根,以助無上心。”為正宗分;此后十七品半至第二十八品共十一品半為流通分。

妙莊嚴王品述說藥王、藥上二菩薩的往昔事跡,他們為凈藏、凈眼二王子時,勸父母歸依其師云雷音王佛,使他們聽講《法華經》的大善因緣,以顯示遇佛、聽《法華經》之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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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紀 盛唐時期寫本?敦煌寫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水墨紙本?手卷

97.5×25.3 cm.

無底價

提 要:經卷高度25.7CM 墨欄高度20CM 寬1.7CM ,此經長97.5CM,共兩紙,第一紙48.5CM,第二紙48CM,每紙28行,每行約17字,經潢打紙,淡描烏絲欄格,此卷寫經紙表面平滑細膩是盛唐時期的寫經紙張,楷書書寫規范虔誠,下筆干凈遒勁,用筆雄渾厚重,結字扁方,尖起尖收,捺筆參以隸書和魏碑的筆意。氣勢磅礴,黃卷璨然,法華莊嚴,展卷后“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盛唐氣象躍然于紙上,真乃佛光四溢,實為千年墨寶。《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簡稱《金剛經》。后秦鳩摩羅什譯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法本是最早也流傳最廣的譯本。《金剛經》卷末著名的四句偈文:“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堪稱一經之精髓。

備 注:本拍品符合國家文物局制定一級文物定級標準。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簡稱《金剛經》。后秦鳩摩羅什譯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法本是最早也流傳最廣的譯本。《金剛經》卷末著名的四句偈文:“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堪稱一經之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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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紀 唐代寫本?敦煌寫經 《入楞伽經卷第七》

水墨紙本?手卷

100×26 cm.

無底價

提要:卷長100CM,經卷高度25.6CM,墨欄高度19.5CM,寬1.8CM。共3紙,第一紙42.1CM,第一紙25行,每行17字。第二紙47.3CM,第二紙28行,每行17字。第三紙15CM,第三紙9行,每行17字,首部品題“入楞伽經佛性品第十一”。經紙染潢,原紙,只在四點做一點粘連,開頭用敦煌出土日本標記,有烏絲欄,書法運筆自然,妙在心手。收放有度。

備 注:

1.日本著名漢學家濱田德海舊藏。

2.本拍品符合國家文物局制定一級文物定級標準。

?《入楞伽經》全稱《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亦稱《楞伽經》、《大乘入楞伽經》。其譯名分別出自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年)的求那跋陀羅、北魏的菩提流支、唐代于闐僧人實叉難陀。各譯為四卷本、十卷本、七卷本。《楞伽經》是震旦禪宗初祖達摩祖師傳燈印心的無上寶典,因此是歷來禪者修習如來禪、明心見性最主要的依據之一。除此之外,佛于本經中詳示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種無我,而這些法門,也都是法相宗、唯識學主要研習的對象,濱田德海(1899-1958),日本鹿兒島縣人。1924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后,隨即進入日本大藏省,歷經銀行局、專賣局和主稅局后,升至事務官,并曾以興亞院專家身份長期在華供職。濱田氏熱愛漢學,他收藏的敦煌遺書大部分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天津等地購得,數量約一百多件,其中一部分為著名藏書家李盛鐸藏品。濱田先生辭世后,其搜集的日本金融、稅務文書捐贈給了母校東京大學經濟學部,即“濱田德海資料”專門文庫。其中的中國古代寫經、寫本和出土文書部分,經日本第37回國會議院運營委員會圖書館運營委員會于1960年12月13日進行審議,一部分以國庫預算由國會圖書館購藏,余下藏品一直由其后人秘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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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紀 盛唐時期寫本?敦煌寫經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水墨紙本?手卷

160×26 cm.

無底價

提 要:卷長160CM,經卷高度26CM,墨欄高度20CM,寬1.7CM。共4紙,第一紙10.5CM,6行,每行17字,第二紙49.6CM,28行,每行17字,第三紙49.2CM,28行,每行17字,第四紙49.4CM,28行,每行20字,經紙染潢,緊密細致,有烏絲欄格,此卷標準唐楷書寫,墨色如漆,歷千年而猶新,唐韻濃厚,規整有度,魄力雄強,氣勢恢弘,黃卷璀璨,展卷而觀頗具高尚華麗,蓬勃向上的盛唐氣派,而且是妙法經卷首開篇序品,人間罕物,千年法寶。

備 注:本拍品符合國家文物局制定一級文物定級標準。

《妙法蓮華經》是中國佛教史上有著深遠影響的一部大乘經典,由于此經譯文流暢、文字優美、譬喻生動,教義圓滿,讀誦此經是中國佛教徒最為普遍的修持方法。分為二門,三分,二十八品,前十四品為跡門,后十四品為本門。,第一序品為序分;第二品至第十七品中的“一切具善根,以助無上心。”為正宗分;此后十七品半至第二十八品共十一品半為流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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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紀 唐代寫本?敦煌寫經 《普賢菩薩說此證明經一卷》

水墨紙本?手卷

277×25.5 cm.

RMB: 500,000 -800,000

提 要:

1.卷長277CM,高25.5CM ,界欄高19.9CM,絲欄寬1.6CM,存8紙,第一紙長16.4CM,10行,行17字,第二紙40CM,25行,行17字,第三紙40CM,25行,行17字,第四紙40CM,25行,行17字,第五紙后兩行有舊裂,有舊藏印,第五紙40CM,25行,行17字,第六紙40CM,25行,行17字,第七紙40CM,25行,行17字,第八紙18CM,11行,行17字。經紙打紙,砑光上蠟,染黃,有烏絲欄格,紙張光滑細膩,質地輕薄如翼,書法體態飛檐,靈動有趣,個性十足,除有輕微蟲蛀整體保存完好。

2.李泰棻舊藏,李泰棻(1896---1972),字革癡,號癡庵,河北張家口陽原縣人。著名學者、史學家。其對諸子百家、甲骨文、金石學等研究,成為這些學科的必讀書。主要著作有《今文尚書證偽》、《老莊研究》、《癡藏金集》及《續集》、《西洋大歷史》、《中國史綱》、《西周史征》、《國民軍史稿》、《方志學》、《綏遠省通志》、《魯迅遺事》等多部著作。

備 注:本拍品符合國家文物局制定一級文物定級標準。

《普賢菩薩說此證明經》,在隋唐時代的經典目錄上它是作為偽經而出現的。隋代法經的《群經目錄》卷二《群經偽妄》六這樣記著: 《普賢菩薩說此證明經一卷》,此外《大唐內典錄》卷十、《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十四、《開元釋教錄》卷十八等也有著錄。

因此本經從其名稱看來,似成于《法華經》、《華嚴經》普遍流行、普賢的功德大受稱揚的時候,恐怕是六朝末期所撰述而一般流行于隋唐時代,但因早已散佚,其內容也不能知道了。 然而經過矢吹慶輝博士在英國、法國所存的敦煌本之中發見本經的存在后,經的本文也已被收入于大正藏(第85卷)的古逸部了。

本經一卷之所說,主要的在稱贊普賢菩薩的威神力,對于一切眾生要見彌勒佛應修如何功德的問題,經中教導他們積累出家學道、遠離恩愛、修造塔廟、作井架橋等功德,就可以奉見彌勒佛。又說如果心中善于憶念普賢菩薩并讀誦此經,種種災難可以免除,一切所愿可以得到滿足。

目前發現此經只有敦煌本有四種五件,斯坦因本一種,S1552號,伯希和本二種P2136、P2186號,日本大谷大學也藏有本經的一本,與P2186號內容一致,伍倫27號本一件,其中伯希和P2186號經題之前載著著名的《黃仕強轉》,講述的是唐高宗永徽年間,湖北安陸縣人,黃仕強因病而假死,錯入冥間,返陽之際冥官教他長生之法,就是去世間找出那卷功德最多的《普賢菩薩說證明經》,并書寫三部,壽命一定會活到一百二十歲。仕強出了冥間的門,就降落到懸崖幾千丈的地方,生還到這個世界來了。 于是他就照冥界所教,到處找尋《普賢菩薩說證明經》,好容易才完成了三部書寫的工作。以后這個從來常易生病的黃仕強,竟忽然變為健康的人了。 其中就是講述抄寫《普賢菩薩說此證明經》的巨大功德。所以本場拍賣的這件《普賢菩薩說此證明經》為國內散藏可供流通的唯一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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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世紀 隋代寫本?敦煌寫經 《大般涅經卷第二十九》

水墨紙本?手卷

312×28 cm.

RMB: 400,000 -500,000

提 要:本卷長312CM,經卷高度27.2CM 墨欄高度20CM 寬1.8CM,共8 紙,第一紙26CM,存14行,每行17字,第二紙至第七紙,每紙42CM,23行,每行17字,第八紙33CM,存18行,行17字,經紙染潢,有烏絲欄格,有托裱,前部有輕微殘破,整體品相尚可,楷體書風。楷法中留有隸意,近魏碑體,起筆、收筆有鋒,運筆快捷利落,節奏鮮明;結體嚴整,書法有度,其筆畫瘦硬,線條勁挺;字形整飭,四角外頂,風度爽峻,精神外揚。此經乃為有隋一朝僅30余年留存之法寶墨跡珍品。

備 注:本拍品符合國家文物局制定一級文物定級標準。

隋文帝統一全國后甚重文治、優禮學者,還“詔購求遺書于天下”《隋書?高祖上》,又尊佛教為國教,令天下建塔供佛,制定了保護佛教的法律條文。《隋書》卷三五《經籍志》載:“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并官寫一切經,置于寺內,而又別寫,藏于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于六經數百倍……”又于開皇十四年(594)令人編撰了《大隋眾經目錄》七卷,影響極大。

羅振玉謂:“東晉至隋唐中間二百余年,楷法實以漸進步,逮隋而大成”(《雪堂類稿?書畫跋尾》),洵為不虛。”所以,隋代書法是融會了南北方書風的特點,既有溫潤雋秀的氣質,又不失渾厚剛健的骨骼,既總括了南北書風之異彩,又為唐代法度化和標準化之前奏,誠如沙孟海所言:“(隋)上承兩晉南北朝因革發展詭奇百變的遺風,下開唐代逐步調整趨向規范化的新局,這一過渡時期,是我國中世紀書法史上一個大關鍵。”

《大般涅槃經》是釋迦牟尼佛住世時所說的最后一部經,詳細記述了世尊示疾、預知涅槃、弟子請法、入波涅槃、舍利供養的全過程,共四十卷,分壽命、金剛身、名字功德、如來性、一切大眾所問、現病、圣行、梵行、嬰兒行、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獅子吼菩薩、迦葉菩薩、憍陳如等十三品,主要闡述佛身常住不滅、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等大乘佛教思想,傳入中國后影響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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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紀 西夏文寫本 《喜金剛現證如意寶》

水墨紙本?手卷

27×316 cm.

RMB: 3,000,000 -4,500,000

提 要:卷長316CM,高27CM, 此卷西夏文所書《喜金剛現證如意寶》為存世孤本,元帝師八思巴著作西夏譯本。據李若愚博士《西夏文(喜金剛現證如意寶)考釋》一文考證:拍品為“元代帝師八思巴《喜金剛現證如意寶》上卷的西夏文譯本,是一部修習喜金剛法的現正法本,內容由定始,止于出定部分誦咒定,卷末附有校定者提名,三行西夏文草書所作的修習法,以及抄寫后核對的題記。”此三行西夏文草書在西夏文文獻中極為罕見。本卷《喜金剛現證如意寶》不僅是迄今僅見的西夏譯八思巴著作,也是迄今僅見的大致年代可靠的蒙元譯本,對它的解讀不僅能為研究藏傳西夏文文獻提供基本的資料,同時也為研究蒙元時期西夏移民的宗教思想提供了基本的歷史數據,具體請參考李若愚博士一文。

備 注:本拍品符合國家文物局制定一級文物定級標準。

西夏文《喜金剛現正如意寶》不僅是迄今僅見的西夏譯八思巴著作,也是迄今僅 見的有大致年代可考的蒙元譯本,它首次證明了在蒙元時期,依然有黨項遺民使用西夏文 來翻譯佛教作品,對它的全文解讀,將為西夏文獻學與蒙元時期的佛教研究提供一份新的資料,而對其中的草書研究,也利于學界對西夏文草書與楷書的轉寫規律有更深入的理解。

《喜金剛現證如意寶》上卷的西夏譯本,是一部修習喜金 剛法的現證法本,內容由入定始,止于出定部分的誦咒定。西夏文《喜金剛現正如意寶》不僅是迄今僅見的夏譯八思巴著作,也是迄今僅見的有大 致年代可考的蒙元譯本,對它的解讀不僅能為研究藏傳西夏文文獻提供基本的資料,同時也 為研究蒙元時期西夏遺民的宗教思想提供了基本的歷史資料。西夏文《喜金剛現證如意寶》可以作為一個實證來證明孫教授 的推論。該西夏文是譯自八思巴用藏文所寫的《喜金剛現證如意寶》這篇著作。此前學界并 不知道《喜金剛現證如意寶》還有其它文字的譯本。事實上該書尚有西夏文譯本存世。該譯 本此前未見報道,原件來歷不詳,為一名未透露姓名的收藏家所有,實物現存于北京泰和嘉 成拍賣公司。本項研究依據的照片是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劉石教授轉交給聶鴻音先生的。照片 表明西夏文原件為卷子裝行楷寫本,墨框勾欄,行 23 至 26 字,卷首題“喜金剛現證如意寶 上卷”,卷尾題“喜金剛現證定次上卷”,其后附有校訂者的題名、三行西夏文草書所作的修習法,以及抄寫后核對 的題記“一遍校”。全文未見確切的年代題署,今考對應的藏文原本卷尾有如下 記述:[頂禮薩迦班智達之足塵,此《喜金剛現證如意寶》系八思巴于陽土馬年藏歷九月 作于汗王忽必烈之大殿。]

這則題記表明最初的藏文原本完成于陽土馬年(1258),那么西夏文本的翻譯一定不會 早于這個時間。表面上八思巴提出的是宗教教規,其實際目的是將教權至于王權之上,這是忽必烈所不 能允許的,在王妃察必的調和下,藏傳佛教教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影響王權的要求, 這也直接影響了整個元代的宗教政策,也是蒙古統治者崇信藏傳佛教,設立帝師制度之濫觴。 而通過向汗王忽必烈授予喜金剛灌頂,八思巴與忽必烈建立起了供施關系,八思巴也終于在 蒙古王室謀求到了一席之地。之后,忽必烈及蒙古皇室成員也紛紛向八思巴求經問法,藏傳佛教逐漸在元代宮廷開始 流行,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八思巴用藏文寫了《喜金剛現證如意寶》(dpal kye rdo rje’I mngon rtogs yid bzhin nor bu)這樣的著作,完整呈現了喜金剛成就法的各種現證儀軌,來指導喜金 剛法的觀想修行。除此之外,八思巴還為皇室成員撰寫了諸多教誡,如《給啟必貼木兒所寫 的珍珠寶串》(ji migs de mur la gtam du byung ba nor bu’i phreng ba)、《為忙哥剌所寫的吉祥 寶串》(mangala gtam du bya ba bkra shis kyi phreng ba)、《給皇子那木汗的信》(rgyal po mo no gan la springs yig)、《授忽哥之教誡》(ho go la gdams pa)、《授王妃布那達日噶之教誡》(de gu bho ga la gdams pa)、《授汗王真金之教誡三篇》(rgyal po jim gyim la gdams pa gsum)、《給王 子寄送的講經文九篇》(rgyal bu la springs pa chos gtam dgu pa)等一系列教誡講義,蒙元皇 室開始念經、受戒、齋僧,崇佛之風開始在皇宮內部盛行,藏傳佛教被抬升至國教的地位, 蒙元宮廷中藏傳佛教一支獨大的地位也正式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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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世紀 唐代中期?敦煌寫經 古藏文 《大乘無量壽宗要經》

水墨紙本?手卷

540×31.1 cm.

RMB: 500,000 -600,000

提 要:卷長540cm,卷高31.1cm,《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寓意吉祥,在吐蕃統治敦煌時期,開展抄經活動的短短十四年間,專門用來為統治者祈福。此卷《大乘無量壽宗要經》使用平整厚重的藏紙抄寫,共十二紙,每紙分左右二欄,以硬筆從左向右書寫,有烏絲欄。經卷首尾俱全,通卷抄寫《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四遍。首題古藏文「rgyagarskadduApirimitaayurnamahayanasutra」,「梵云無量壽宗要經」,「bodskaddutshedpagdumyedpavzhesbyabathegpachenpovimdo」,「蕃云無量壽宗要經」。尾題古藏文「tshedpagdumyedpavzhesbyabathegpachenpovimdordzogsso」,「無量壽宗壽經終了」。尾有抄寫者題記:杜祿勒抄。

《大乘無量壽宗要經》篇幅相對短小,故往往只有抄寫者署名,而沒有校對人。如敦煌市博物館藏Db.t.0240《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共抄寫十遍,其中第一-五遍有寫經題記,第六-十遍無寫經題記,題記只有抄寫人,沒有校對人。但此卷卷面有刮改痕跡,說明經過嚴格校勘。九世紀初的吐蕃統治時期,正處于第二次藏文改革前,藏文的書寫形式、文法規則、書法書品都與后期的藏文有著明顯的不同。敦煌藏文寫卷中的文字具有易于識別的顯著特點。此卷字體、書風與公藏同時期敦煌遺書一致。

備 注:本拍品符合國家文物局制定一級文物定級標準。

吐蕃敦煌抄經概況與《大乘無量壽宗要經》簡論

八世紀中期,崛起中的吐蕃勢力迅速擴張,而安史之亂中的唐朝國運急轉直下。一張一弛之間,軍政交鋒引發文明的碰撞與交融。敦煌作為絲綢之路上的重鎮和宗教圣地,深深吸引了被譽為藏傳佛教三大「法王」之一的吐蕃贊普--墀松德贊及其擁護者。除了開疆辟土和經濟利益,為了從這個「善鄉佛國」引進唐朝先進文化、汲取佛教思想,吐蕃軍隊從大歷十一年(776)起對敦煌進行了長達十一年的圍困,直至貞元二年(786)方實現和平占領。在統御敦煌的近七十年時間里,以墀松德贊和另一位「法王」墀祖德贊為首的吐蕃統治階級大力扶植佛教,開窟造像,繕寫佛經。慕名而來的吐蕃僧團虛心學習敦煌佛經抄寫、管理制度的成熟經驗,官方同時組織漢藏兩種文字的佛經抄寫。敦煌大規模的寫經事業開始于吐蕃統治敦煌的中后期,即吐蕃第三位法王墀祖德贊執政時期(815-838)。在敦煌以抄經坊為基層單位,形成了近七百人的多民族經生隊伍。可以說,這既是一次興佛壯舉,也是一場大規模的文字普及運動。但公元八三八年,墀祖德贊被謀殺,繼位的達朗瑪贊普下令滅法,封閉所有寺院佛殿,毀壞佛像和佛教經典,吐蕃本土的佛教勢力遭受了重大打擊。千里之外的敦煌雖幸免于難,但是大規模的抄經活動終止了。因此,敦煌遺書中的古藏文寫經都是在這短暫的十幾年中寫成的,具有極其珍貴的歷史文獻價值。

從藏經洞出土的古藏文佛教文獻看,吐蕃統治敦煌時期所抄之經主要為《十萬般若波羅蜜多經》和《大乘無量壽宗要經》,本次上拍的這卷卷吐蕃統治敦煌時期古藏文寫經是《大乘無量壽宗要經》。法國、英國、日本天理圖書館、龍谷大學、臺北中央圖書館、中國家圖書館、甘肅省等均有收藏。《大乘無量壽宗要經》為凈土三經之一。敦煌寫卷中有漢、蕃兩種文字的《大乘無量壽宗要經》,繕寫此經所作的功德是對吐蕃贊普的贊頌和祝福,當局十分重視。經卷匯集于龍興寺之經庫中,漢文《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寫卷一百三十五卷,蕃文寫卷四百八十〇卷,計六百一十五卷。從這些寫卷的字形上看,九世紀初第二次藏文改革前的一般特征明顯。吐蕃時期第二次文字改革前,藏文的書寫形式、文法規則、書法書品都與后期的藏文有著明顯的不同。

敦煌古藏文佛經有兩種裝幀形式。梵夾裝,卷軸裝,藏文以硬筆(竹筆或木筆)橫書。從墨跡觀之,多深淺不勻,有洇透現象,用墨含膠較輕。抄經所用的是寬約三十一-三十三厘米、外觀粗厚的藏紙,通常由多張紙粘接卷制而成,單紙長約四十五厘米,每紙兩欄,隔欄寬約一.五厘米,欄平均書寫經文約十九-二十一行。用于抄寫《大乘無量壽宗要經》的紙張裁切較為整齊,抄寫一遍平均用紙三張,總長約一百三十五厘米,但抄寫多遍后粘接在一起的也很普遍。因《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寓意吉祥,多為做功德的人雇人抄寫,視個人能力可長可短,多則十遍,少則一遍。抄寫《大乘無量壽宗要經》所使用的藏紙,堅韌厚實,耐拉抗蛀,色呈灰白或淡黃。造紙的主要原料包括瑞香狼毒、沉香、山茱萸科的燈臺樹、杜鵑科的野茶花樹和故紙等。瑞香狼毒有劇毒,雖然不是造紙的上乘原料,卻可以防蟲,有利于紙張的長期保存。吐蕃統治時期的敦煌抄經坊,寫經生終日疾書,校對人嚴謹勘核,佛經至少經過三校方能入函入藏。在這樣嚴格的約束下,產生了一大批高質量抄本。這兩卷書法流麗、紙墨精良的古藏文《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寫經,見證了青藏高原通過絲綢之路與中原文明的交流融匯。在吐蕃勢力撤出敦煌后的百年時間里,藏語仍然是絲綢之路上的通用語言之一,而古藏文寫經的魅力日益被世人頂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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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世紀 唐代寫本 敦煌寫經?《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水墨紙本?手卷

645×25 cm.

RMB: 1,200,000 -1,800,000

提 要:本卷長645CM ,經卷高度25.5CM 墨欄高度20.1CM 寬1.6CM共14紙,第一紙46.6CM,第二紙至第十三紙每紙約47CM,第十四紙31.8CM,每紙28行,每行約17字,經紙染潢,淡畫烏絲欄格,可見淡淡連紋,首斷尾全,整卷為原紙未裝裱,第五紙有品題“妙法蓮華經如來神力品第二十一”第七紙有品題“妙法蓮華經囑累品第二十二”尾題有“妙法蓮花經卷第六”和“景龍二年四月一日佛弟子孫達子為七代父母所”保存至今,尤為可貴,書法唐風唐韻,書寫瀟灑流暢,乃藏經洞唐人寫經中精品。

備 注:本拍品符合國家文物局制定一級文物定級標準。

敦煌數萬經卷中附寫題記者僅千余件”,而有題記、長度達6米及以上的則更為稀少,經洗劫后在國內著名收藏機構也極為稀見。

本寫經簾紋厚黃麻紙,并且題記、首尾俱全,更顯其難得珍貴。帶有紀年、落款的寫經本身便是極為難得。歷經千年更難得一見,由此可見本卷經書的問世之殊勝!

妙法蓮華經 ,簡稱《法華經》, 在古印度、尼泊爾等地長期流行。在克什米爾、尼泊爾和中國新疆、西藏等地有40多種梵文版本,分為尼泊爾體系、克什米爾體系(基爾基特)和新疆體系。尼泊爾體系版本約為11世紀后作品,保持完整,已出版5種校訂本。1983年北京民族文化宮圖書館用珂羅版彩色復制出版了由尼泊爾傳入、珍藏于西藏薩迦寺的法華經。

?《法華經》是釋迦牟尼佛晚年在王舍城靈鷲山所說,為大乘佛教初期經典之一。《法華經》成立年代約紀元前后,最晚不遲于公元1世紀,因為龍樹菩薩(公元150-250)的著作《中論》、《大智度論》已引用本經文義。另外《大泥洹經》、《大般涅盤經》、《優婆塞戒經》、《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大佛頂首楞嚴經》等諸經皆列舉本經經名并援引經中文義,可見本經之成立年代較以上諸經為早。七卷,或八卷,后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 是佛陀釋迦牟尼晚年說教,明示不分貧富貴賤、人人皆可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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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紀 唐代寫本?敦煌寫經 《妙法蓮華經卷四》

水墨紙本?手卷

26×767 cm.

RMB: 800,000 -1,200,000

提 要:卷長767CM,共17紙,經卷高度25CM ,開頭起“來世當得作佛號”,終“但惜無上道”。 第一紙39.5CM,第二紙至第十一紙每紙約47CM,第十二紙13.4CM,第十三紙至第十七紙每紙約48CM,每紙28行,每行約17字,經潢打紙,有烏絲欄格,經卷書法靈動,筆勢圓勁,前后一氣呵成,頗有盛唐氣象。結字精妙,回腕轉折處,尚可見隸楷變遷。經卷為原紙未托裱,背面有唐代吐蕃時期古藏文寫經裱補,藏家歷時40余年珍藏,為拍場首次露面,殊為難得。

備 注:

1.本拍品符合國家文物局制定一級文物定級標準。

2.勿我負人 化隆縣宗如鑒藏之章

妙法蓮華經 ,簡稱《法華經》, 在古印度、尼泊爾等地長期流行。在克什米爾、尼泊爾和中國新疆、西藏等地有40多種梵文版本,分為尼泊爾體系、克什米爾體系(基爾基特)和新疆體系。尼泊爾體系版本約為11世紀后作品,保持完整,已出版5種校訂本。1983年北京民族文化宮圖書館用珂羅版彩色復制出版了由尼泊爾傳入、珍藏于西藏薩迦寺的法華經。

《法華經》是釋迦牟尼佛晚年在王舍城靈鷲山所說,為大乘佛教初期經典之一。《法華經》成立年代約紀元前后,最晚不遲于公元1世紀,因為龍樹菩薩(公元150-250)的著作《中論》、《大智度論》已引用本經文義。另外《大泥洹經》、《大般涅盤經》、《優婆塞戒經》、《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大佛頂首楞嚴經》等諸經皆列舉本經經名并援引經中文義,可見本經之成立年代較以上諸經為早。七卷,或八卷,后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 是佛陀釋迦牟尼晚年說教,明示不分貧富貴賤、人人皆可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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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紀 唐代早期寫本 敦煌寫經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水墨紙本?手卷

1008×26 cm.

RMB: 1,200,000 -1,800,000

提 要:此經長1008CM,共20紙,經卷高度25.8CM,墨欄高度20.1CM,寬1.7CM,第一紙15CM,第二紙至第十八紙每紙約41.8CM,第十九紙50.2CM,第二十紙46CM,每行17字,經潢打紙,砑光上蠟,烏絲欄格纖細,卷軸裝裱,經軸為原軸,經卷部分為原紙,首尾俱全,品相極佳。首題“妙法蓮華經授學無學人記品第九”尾題“妙法蓮華經卷第四”。本卷無論是從紙張還是從書法或是裝裱來看都是一件非常珍貴難得的敦煌寫經之精品,紙張表面槌搗光滑細膩,輕盈有韌性,加之砑光上蠟屬寫經紙中尚品,書法更是抄寫工整,氣韻流暢,心向圣佛,一氣呵成。歷經千年又由于歷史原因敦煌寫經大多殘缺不全,首尾完整原軸裝裱者更是寥若晨星,存至今日實屬難得,千不存一。本卷寶華莊嚴是件不可多得的唐代墨寶。

備 注:

1.本拍品符合國家文物局制定一級文物定級標準。

2.袁勵準舊藏并題簽:唐人寫妙法蓮華經卷四。?

此卷唐人寫經的藏家即是中南海正門新華門三字的書寫者,新華門坐落在北京西長安街西段,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的正門,也是最高行政權力的象征,也被寓意中國國門的象征。石青地金字楷書“新華門”三字棋匾,懸掛在樓前檐下。金紅交輝的大型國徽高懸在二樓檐際。新華門匾額由晚清翰林袁勵準書寫。“新華門”匾寬1.6米,高0.64米,為正宗館閣體,字體雄勁有力,至今仍懸于門上。

袁勵準(1876—1935)字玨生,號中州,別署恐高寒齋主,河北宛平人。原籍江蘇常州,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進士。袁勵準授翰林院編修,侍講,會試同考官。光緒三十年擢南書房行走,先后為光緒、宣統兩帝之師,光緒末年出任京師大學堂總務長,民國后任清史館編纂,輔仁大學教授。在輔仁大學中國畫系講授《中國繪畫史》。袁勵準是清末民初著名學者,書畫名家和收藏家,詩文書畫俱佳,名噪京城。善于鑒賞和收藏,在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書畫作品中,如《康熙南巡圖》、《金魚百影圖》等,都留有袁勵準的題跋或題簽。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后,先生被聘為鑒定委員,精于書畫,書法造詣頗深。行楷宗米元章,篆學李楊冰,文靜典雅,甚得時譽。畫學馬遠,亦有高致。能詩。可稱得上一代才子。收藏馳名于世。

清遜帝溥儀移居天津后,常邀老師袁勵準前來小住,并幫其處理一些事務。溥儀先生所著的《我的前半生》中曾多次提及老師。因袁勵準背負兩帝師的盛名,民國三年(1914)的時候,袁世凱當上了大總統,把中南海當成了總統府。新華門作為中南海正門,袁世凱認定題新華門匾額非袁勵準莫屬,親自派內務總理朱啟鈐請題“新華門”,并付潤費五百大洋。此匾青地金字,書體為正宗館閣體,“蒼勁雄渾、遒勁剛正”。

袁勵準家族子侄后輩,亦不乏才俊之士。袁勵準的弟弟袁勵衡先生為民國初年交通銀行的創辦人之一。其子袁行健是電子工業部第十設計院總設計師,著名的“北京牌”電視機生產線主要設計者。袁勵準的侄女袁曉園(袁行潔),著名文字學家,是袁氏漢語拼音方案的發明者,全國政協委員;其侄袁行霈,著名文學史家,北京大學教授、中央文史館館長、民盟中央副主席。袁靜(袁行莊),即長篇小說《新兒女英雄傳》作者之一,現代著名作家。袁勵準另有一侄女袁行恕,其女就是著名作家瓊瑤。

后 語

在過去幾年拍賣市場的調整期,敦煌寫經的價格卻是在快速飆升中,但個人認為,它們距離其真正的價值所在,仍然有著很大的空間,那么決定一卷寫經市場價值高低的大概有哪些因素呢?

1、寫經的品相和完整度,剛才說,有業內人士估計,相對完整的寫經可供流通的,大概有數百卷,但更多的則是一些寫經的殘頁在市場流通,保存越完整,自然市場價值越高了。

2、珍稀程度,市場所見的敦煌寫經大約從4世紀到11世紀,市場所見寫經,以“唐人”的居大多數,那么如果是東晉或者是北魏寫本,則會有一些物以稀為貴的效應了。

3、傳承和“幫手”,相當一部分的敦煌寫經都有著流傳的記錄,毫無疑問,如果一卷寫經歷經名人的收藏或者題跋,自然會增添不菲的附加值。

今天來看敦煌寫經依舊是個尚未開發的寶庫。想想看,敦煌經卷中有墨跡的卷子大約6萬余卷,上起兩晉,下至宋元,其中的大部分是唐代的寫經手卷,并且多有抄經者以及年月的題記,為后人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實據。這些經卷中有太多值得我們研究探索的信息,從書法角度來說,經卷所保存下的文字,遠遠超過和它同時期的碑刻。是中國古代藝術品最后的價值洼地,國寶匯聚,請藏家珍此法緣,迎請法寶。

【一念蓮花開·敦煌寫經及佛教藝術專場】亦將會于11月21-22日在洛陽龍門石窟,24-25日南京棲霞寺以及27-29日嵩山少林寺等佛教圣地舉辦“法寶重光-敦煌寫經走進佛門圣地”大型巡展,法寶匯聚,靈山梵音,禪響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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